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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当马斯克买下丰田在美国加州的一座工厂，并赠给丰田章男一辆特斯拉电动跑车时，后者的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姿态。

但随后兴起的电动汽车，以及软件定义汽车的浪潮，却让两家公司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一起反转的，还有日美两大经济体的国运。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关于全球经济，最近20年有一个残酷的事实：

包括日本和欧盟在内，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增长停滞，相对于美国的实力不断衰减，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例外。

以至很多人惊呼，世界上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美国。

美国经济，把日本和欧洲远远甩在身后，这在20年前简直难以想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才是全球经济的明星，尽管总量比不上美国，但日本制造却充斥全球。

彼时的索尼，在盛田昭夫的带领下，不但产品横扫美国市场，还财大气粗地买下了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而因为业绩不佳，被赶出苹果的乔布斯，此刻还落魄地游荡在旧金山湾区，并不得不从头再来，创办了NeXT公司。

几乎就在同时，由丰田章一郎领衔的丰田，也正将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杀得片甲不留。

当丰田章一郎大笔一挥，在美国拿下12000英亩土地——相当于0.8个好莱坞，准备盖丰田技术中心时，美国人也只能再默念一遍福特二世那句著名的毒誓：

“我会将他们赶回老巢！”

这场日美两国制造业的血拼，早在数十年前就点燃了引线。

1950年，当50岁的统计学教授爱德华兹·戴明，在美国推广他的质量管理思想时，根本没人听。

但在日本演讲时，包括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在内，所有顶级实业家都在洗耳恭听。

丰田汽车创始人丰田喜一郎更在随后，与工程师大野耐一共同开发出以准时制（JIT）为特征的丰田生产方式。

这套生产管理体系，经过丰田喜一郎之子丰田章一郎的发扬光大，在80年代以后，打得美国人落花流水。

当丰田卡罗拉跑20万英里，性能仍像新车一样时，福特汽车只能跑10万英里。

同一时期，索尼对美国消费电子产业的“吊打”，一点不逊色于汽车业。

也许是因为太过成功，使得整个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制造业、对硬件都充满了崇拜。

1991年，66岁的丰田章一郎视察一工厂时，就地趴下，钻到一辆车底去查看新车的组装质量，随后用沾满油污的双手，严肃训斥现场人员存在的问题。

当这位老人钻到车底时，他可能忘了抬头看一眼世界。

就在日本人还在沾沾自喜时，创办了NeXT公司的乔布斯，在硬件业务受挫后，开始转为开发全新的操作系统软件——OPENSTEP。这也是后来苹果Mac OS X的基础。

不仅如此，当日本漫画大师宫崎骏还在手绘《天空之城》时，被乔布斯买下的皮克斯，已经开始用软件，渲染3D动画。

同一时期，微软的Windows风靡世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开启了美国人的信息高速公路时代。

这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暗示着一场空前的产业变迁，那就是软件革命。

21世纪头十年，在计算机革命60年和互联网兴起20年后，通过软件改造产业的所有技术不断集齐，并开始颠覆一切产业。

苹果用iTunes杀死了传统唱片公司，亚马逊用电商颠覆了传统零售业……甚至，连汽车也有越来越多的功能由软件驱动。

然而，日本产业界在这场软件革命中，几乎集体缺席。

尽管日本拥有任天堂这样优秀的游戏公司，也有不错的嵌入式软件，但日本制造业并没能分享到软件革命的红利。

这背后，是从政府、企业到教育界，整个日本对软件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由于制造业在日本崛起过程中立下头功，日本人对硬件有一种天然的痴迷，软件则沦为了附庸。

曾长期在日本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尔·库苏马诺，对此有一个精辟的解读：

在日本，软件即制造（Software as Production）。

换句话说，日本人把软件当硬件一样生产，追求质量、稳定性和零缺陷。

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东京，日立株式会社的软件开发中心，6000多名程序员在两栋31层楼高的建筑中并肩作战。

这种大规模的软件工厂模式，一度引起美国人的警觉。迈克尔·库苏马诺就曾惊呼：日本将成为下一个软件大国。

然而，这一幕并没有发生。

软件开发和硬件制造，毕竟有着不同的底层逻辑。硬件强调质量，而软件更强调快速迭代。

过去，产品生命周期较长，日本人有大把的时间，从容打磨产品，疯狂追求品质，恨不能把每一个bug（缺陷）都找出来。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产品生命周期正迅速缩短，软硬件开发逐渐趋于同步。

新的市场环境，要求企业更快地投放新产品。但日本人依旧不紧不慢地追求零缺陷，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被动。

尽管他们的硬件质量可靠，软件性能稳定，但更新速度太慢了。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当日本国内手机十几年不换样时，全球智能手机产业已经在苹果的带领下更新了无数代。

事实上，软件开发在日本并不受重视。许多日本大企业，宁愿选择外包。

即便自己开发，软件工程师在内部也是从属地位。对此，索尼前总裁霍华德·斯金格曾吐槽道：

“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让软件工程师参与产品开发……在一个终身制的公司里，老年人占据顶端，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处在底层。”

地位决定收入。在日本，程序员收入远低于美国同行，甚至低于日本平均工资。国外互联网论坛上，经常能看到日本程序员的吐槽。

对于这样一个职业，日本的大学教育也缺乏足够的重视。

美国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教授罗伯特·科尔曾在2012年，对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进行过对比，结果发现：

在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的毕业生远多于电子工程。而在日本，情况刚好相反。

毕业生匮乏，导致日本软件行业人才短缺。

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日本IT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增长缓慢，最近十年更是负增长。

从政府、企业到大学，对软件的不重视，使得日本面对即将到来的软件革命准备不足。

当世界从硬件转向软件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制造，也开始濒临坍塌。

“软件正在吞噬世界！”

2011年，当网景公司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下这句话时，大多数人对软件改变世界的力量，还心存怀疑。

但随后兴起的人工智能（AI）等技术，使得以软件和算法为核心的数字化，不断加速颠覆传统产业。

从智能工厂到智慧城市，再到远程医疗，乃至手机、电动汽车……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在被软件改变。

在Gartner分析师艾伦·巴库看来，这意味着，如果企业没有软件战略，将无法在世界上竞争，最终逐渐消失。

微软CEO纳德拉、英特尔前CEO科再奇更在不同场合表示：未来不管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所有的企业都是软件企业！

这些观点，归纳起来就一句话：软件正在接管世界！

在这场空前的产业变迁中，美国人优势尽显，一扫硬件时代被日本人按在地上摩擦的晦气。

这种优势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因祸得福。

1969年，美国司法部对IBM软硬件捆绑的策略提起诉讼。

此后长达十多年的反垄断，事实上导致美国软硬件销售的分离。这为软件行业的创新和繁荣铺平了道路。

到了90年代，在硬件被日本人吊打的情况下，美国企业更加注重软件开发。

同一时期，制造业还不够强大的中国，摸着美国过河，打造了一个规模堪比美国的互联网并培养了无数的软件开发人员。

这为后来，中美两国在手机、电动汽车，乃至AI领域的双雄格局，打下了基础。

硬件时代，产品由硬件定义，比如索尼随身听，就几乎是纯机械驱动。但到了软件时代，软件开始定义一切(SDx)，传统的商业逻辑被彻底重塑。

创新和快速迭代，成为压倒性的竞争因素。

与硬件不同，软件的试错成本很低，它不可能也没必要像丰田卡罗拉那样，花50年的时间去打磨。

更有效的办法是，敏捷开发、快速迭代。

当美国人快速推出产品，并通过软件升级，不断改进用户体验，而日本人还在花大量时间，试图打造一款零缺陷的产品时，竞争的天平就已经开始倾斜。

最早是索尼感受到了压力，紧接着，是丰田……

2010年11月，特斯拉赠给丰田章男一辆最新款特斯拉电动跑车（当时市价约为28万美元），车牌上铭刻的“520”，正是对上一次官宣合作日期（5月20日）的纪念。

早在半年之前，马斯克就已买下丰田在美国加州弗里蒙特的一家废弃工厂，为Model S的量产扫清了障碍。此时，作为汽车巨头的丰田已经连续两年喜提全球销冠宝座，而特斯拉才成立7年。

丰田为马斯克解了燃眉之急：将加州工厂以4200万美元卖给了特斯拉，远低于出价1亿美元；同时以5000万美元收购了特斯拉2.5%的股份。

不仅送钱，还送工厂，刚从2009年金融危机中缓过来的丰田章男，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小心思：利用特斯拉的经验，推动丰田电动汽车RAV4的合作研发。

但RAV4的销量惨淡，让二者的蜜月期在2014年仓促结束，丰田章男也在2017年清空了特斯拉股票。

随后的电动汽车，以及软件定义汽车的浪潮，让两家公司的命运此消彼长。

眼看家族几代人积累起来的霸业即将不保，丰田章男显然坐不住了，他一改昔日的抵触，积极拥抱电动汽车。

2020年，丰田汽车宣布成立一家软件公司，名为Woven Planet Holdings。而一年前，它的“难兄难弟”——德国大众，已率先组建了CARIAD软件公司。

不仅如此，丰田章男还计划在日本富士山脚下，打造一座新型智慧城市——Woven City。

尽管丰田章男试图力挽狂澜，但未来丰田能否带领日本制造业走出低谷，还是个未知数。

短短20多年时间，日美两国制造业的命运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这一次，取代福特二世发毒誓的是，许多日本人在沮丧地感叹：

日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制造出令世界尖叫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