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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美贸易摩擦仍在进行时，美国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公开意见征集已结束，特朗普表示近期将宣布加征关税，并称又盯上了另外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如若威胁成真，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大棒落下之时，中国所有对美出口企业都“难逃一劫”。在国家层面谈判受诸多因素影响短期难以明朗的情况下，外贸企业应该如何评估现实，积极应对？压力之下，是否真的“走为上策”？且听我们一一剖析。（董黎明）

（网络图片）

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中美外贸企业都忧心忡忡。亲身参与美国听证会的中方代表认为，中资企业不应放弃任何表达立场的机会，而在抗辩方式上， “斗争经验”更为丰富的美方代表，或能为中方代表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

30多年来，美国人柯利顺（Dan Krassenstein）跑遍了台北、雅加达、巴拿马城、墨西哥城和上海，是全球供应链变迁的见证者之一。

过去10年来，柯利顺为Procon Pacific工作，是该公司的亚太区营运总监。作为美国最大的中国造集装袋进口商，Procon Pacific总部位于芝加哥，在中国从事集装袋的采购、分销以及研发等工作，并有自己的加工生产车间。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挥舞关税大棒时，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从事中美贸易的柯利顺不免忧心忡忡。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是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支持者，只有产品只在全球最有效率的地方生产时，消费者才会最受益。”

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特朗普把美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并试图利用关税促使产能回流美国。对此柯利顺坚持认为，中国拥有供应链上的优势，那些认为制造业和新型工作会因为关税回流美国的人搞错了。将生产转回美国的趋势已经出现，但带回去的不是工作，而是自动化生产。

与此同时，接受采访的部分中国外贸从业人员也有所担心，如果美国进口商客户取消订单，或转向东南亚等地的供应商，将令早已因成本上升面临压力的中国企业雪上加霜。

然而，来自中美双方企业的普遍抗议，并没有动摇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特朗普上周表示，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将在近期实施，并计划对另外276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对于美方考虑“将对几乎全部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最新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10日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对华采取任何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中方必然会采取反制措施，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中方有关部门及企业已在积极筹划应对，而美国在华商会及部分美资机构也在积极举办研讨会，就在华美资企业的前途命运展开讨论。面对关税及关税报复，受牵连的中资和美资企业，突然发现双方的立场同样尴尬，正如中方早已指出的：贸易战没有赢家。

对于中国的外贸企业，法律界和学界人士的建议是，一方面应积极主动参与听证会表达立场，另一方面应做好汇率风险对冲以及转型升级措施，减小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而在宏观面上，也无需过度悲观，正如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所说的，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不会太显著，中方可以做出迅速改变，将产品销往其他国家，“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的动作可以很快。”

听证会是维护出口利益的机会

在记者的采访中，一位在广东某玩具企业有近20年工作经验的业内人士表示，玩具行业越来越不好做。近两年来，工厂产量持续下滑，加上人工成本不断上涨，裁员是常有的事情。这家工厂出口美国的玩具占比高达约60%，若玩具被列入美国关税清单，将会增加中国制造玩具的产品进口价。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下，美国总部可能会考虑将部分订单分给东南亚的工厂，这样一来，广东工厂的订单就会减少，他还担心，自己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工作并不好找。

同样，小罗在国内灯饰照明出口集中地中山有近5年的外贸业务员经历，她丈夫现在是一家灯饰企业的设计师。对记者谈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时，小罗表示，灯饰行业本来毛利就不高，近年来更是持续下滑，“很难承受25%的关税”。事实上，如果美国进口商客户不愿意承担成本，这类企业的压力会很大，轻则订单减少以致裁员，重则面临关门风险，因为“对于美国进口商来说，极有可能转到印度等周边国家寻找替代产品。”

上述案例反映出部分外贸企业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心中的忧虑之情。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律专家认为，企业与其坐等待关税到来，不如化被动为主动，积极采取应对行动。即使不能争取关税豁免，也要未雨绸缪做好应急预案，而这也是不少美方企业正积极奔走的事情。

其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敲定关税清单前举行的听证会，也许就是一个不应错过、争取关税豁免的程序性机会。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波曾三次以法学学者身份参与听证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贸易救济团队则为中国国际商会提供法律支持，参与了两次听证会。为了还原听证会的部分细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开明向记者回忆称，听证会现场整体气氛紧张。由于清单三涉及的征税金额高达2000亿美元，申请并获准参加听证会的各界代表高达350多人，以致原计划召开4天的听证会，最终被延长到了6天。

“即便如此，每天也要安排64位左右的代表发言。这些代表每天被分为8个发言组，不光每人的发言时间被严格限制在5分钟，每个发言组之间间隔也不超过5分钟，甚至每天的午休时间都只有30分钟。”蔡开明说。

“工作人员把听证会发言代表的名字和其代表的机构念出来后，计时器就开始工作。计时器是一个红黄绿三色灯，从0到4分钟是绿灯，4到5分钟是黄灯，5分钟以后就变成闪烁的红灯。一旦变成闪烁的红灯以后，主持人会告诉你必须马上结束，如果继续说，他就会强行打断。”易波说。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来自美方和中方的各界代表争分夺秒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其中逾9成参会代表反对加征关税的举措。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总结说，美方企业提出的反对理由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一是涉案企业的知识产权并未受到来自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二是涉案企业的产品并不属于中国产业政策（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扶持范围；三是只有中国产品可以在产量和品质上满足美国市场；四是中国的产业链对涉案产品的生产有完备配套，向其他国家转移产能的成本过高。

而少数赞同关税的企业，主要认为“中国的产品在美国销售的价格过低，使得美国本土产业无法竞争，从而对其造成了损害。同时它们也认为美国本土产业的产能，有能力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郑诚说。

截至当地时间9月5日，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听证会后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已结束。考虑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长期化，类似的听证会以后可能会陆续有来。

“听证会是维护中国出口利益的程序机会。” 亲自参与了听证会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中国企业、商协会和律师团队在301调查和听证程序中的最核心作用是，在美国现行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中，寻找可能减少中国行业和企业因被征税而遭受损失的可行路径，比如USTR的关注点、被排除产品的特征以及未能实现排除产品的原因。

易波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于中美贸易争议，除了中美政府层面的几轮谈判会谈之外，只有征税听证会这一个官方和正式的平台，能够让中方代表向美国政府官员发声。”

中美企业“抗辩思路”大不同

尽管通过听证会争取关税豁免的成功概率较低，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幸运儿，此前在360亿美元听证会上抗辩成功的浙江医药就是一个例子。不少参与听证会的中方代表认为，中资企业不应主动放弃这样的机会。而在抗辩方式上， “斗争经验”更为丰富的美方代表，或许能为中方代表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

“美国企业更善于讲故事。美国业界代表会更多地联系行业、企业自身及所在地区的情况，从细节上挖掘特点。”郑诚向21世纪经济报道举例称，他们会分析该产业对提升当地社区收入和就业水平所起到的作用；或站在美国消费者的立场上，阐述他们对该产品的喜爱，甚至是依赖；或强调该企业对美国政府机关、执法部门甚至是军队做出的贡献；或列举该产业对美国的医疗、教育以及退伍军人安置等公益事业的参与。

“中方大部分代表则会高屋建瓴地从宏观展开，比如在WTO框架下讨论美国的征税政策与美国所承担的WTO义务所存在的冲突；又比如在国际贸易的全球视角下，质疑美国贸易政策对于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所带来的干扰，甚至是破坏。”郑诚说。

另外，易波向记者指出，根据他在听证会现场的观察，美国企业会聘请位于华盛顿特区K街的游说公司，为其向政府部门游说，希望将征税税则号产品移除。中方代表的发言一般是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出来，不指出具体的税则号，也很少想到去聘请游说公司，为他们进行合法公关和游说。

孙磊律师由此提出建议，中国利害关系方，尤其是律师，不能仅把工作重点一直放在跟美方抗辩301调查或征税行为本身违法上，因为法律跟其他行为规范最根本的差异是法律需要强制力保障实施。没有这个强制力的情况下，从法律角度对行为人本身提出抗辩，不会产生法律实效。因此律师应该在规则中挖掘具有强制保障实施的部分，维护当事人利益。

“2000亿美元征税措施决定后，根据此前500亿美元征税先例，美方还会设定具体产品的排除申请程序。中国企业和各利害关系方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特征，通过向USTR提出产品排除申请及对其他主管机关游说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贸易利益。”孙磊说。

短期细研规则长期提升自我

针对美国拟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9月6日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视美方行动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在美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方已于8月3日公布了针对自美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商品清单已经公布。

高峰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不断出台单边措施，使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既损害了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也损害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他说，中方将密切关注加征关税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在华经营的中外资企业克服困难。中方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维护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据了解，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地方贸促会已在多地就中美贸易摩擦对外贸企业的影响进行了调研。企业普遍反映，加征关税清单对不可替代性、高质量和具有竞争性的产品影响较小，但如果贸易摩擦继续升级、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其影响难以预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长期应对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政策的过程中，一些大型出口企业积累了较多的应对经验，对美国的关税威胁有较为清晰的应对方案。但风险承受能力更差的中小企业，仍抱着“再看看”的心态，在应对措施上缺乏准备。

“对美国市场依赖度高的企业，产品可替代性强的企业，以及短期内无法改变供应链安排的企业影响较大。”毕马威中国贸易与关务服务主管合伙人周重山（ERIC ZHOU）认为。他上月参加了中国美国商会组织的研讨会，主题正是中美贸易摩擦下企业应该如何认识中美关税规则调整带来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短期来看，易波建议，企业可主动研究征税清单中的的税则号，因为美国海关是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征税清单中的税则号加征25%关税的，如果是对原材料或者中间产品的税则号加征关税，但是制成品税则号没有被加征关税，那么企业可以生产制成品，通过更换税则号的方式出口美国。

此外，企业还可以研究美国原产地规则，因为加征关税是针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企业可以在第三国组装产品再以该国名义向美国出口，也可以避免产品被美国海关征税。

而从长远来看，国内企业需要内外兼修，加紧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企业和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中亚、非洲，尤其是“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建了很多产业园区，为中资企业提供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优惠政策，外贸企业可以通过转移市场来应对，而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可以考虑“抱团取暖”，实现“走出去”。

对于外贸企业担忧的汇率波动问题，刘英建议，外贸企业要加强对外汇风险的管理，还可加强金融工具的使用，以防控外汇风险。近段时间以来人民币贬值压力大，刘英认为，这对于出口的外贸企业而言，反而有助于减轻关税带来的压力。

高水平制造仍会留在中国

10年前，柯利顺加入Procon Pacific时，该公司100%的产品都在江苏常州生产。随着国内人力成本的提升，Procon Pacific的生产开始往山东、重庆，甚至印度、越南分散。目前公司70%的产能在中国，20%已转移到印度，10%在越南。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让不少从业者感到压力增大。但不少受访人士认为，“外资大规模撤离”的说法站不住脚。企业在考虑供应链时，除了关税，还要综合考虑转移成本、产品市场、生产效率等诸多因素，转移产能并非一个短期内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在柯利顺看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仍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比如包括电力、公路、铁路和港口在内的一流基础设施，比如稳定和成熟有经验的工厂、海关。因此，在中国进行国际贸易是安全和可预测的，同时中国工厂通过自动化和机器人等技术精益生产流程，可以提高效率并减少成本。

对于Procon Pacific来说，目前在中国生产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力短缺和EPA合规成本，其中两大因素与人力直接相关。“一个熟练缝纫工10年前的月薪是1500元，5年前翻了一倍至3000元，如今又翻了一倍到6000元”，柯利顺向记者指出，劳动力成本已占产品成本大约40%，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认真看待的变量。更有甚者，即使愿意支付6000元的工资，江苏和山东仍存在工人短缺现象，导致企业不得不把生产转移到东南亚或亚洲其他地方。

“我们公司大部分产品的制造仍会留在中国，尤其是技术水平更高、工艺更复杂的产品，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显然也会留在这里。另外，合并多个供应商的订单到一个集装箱的模式仍然不能复制到中国以外的地方，这些批次的产品也会留在中国。至于利润率较低的产品，会转移到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地方。”柯利顺对记者表示，高级包在中国生产，中级包在越南，低级包在印度，“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重视中国供应链的，并非只有Procon Pacific公司。美国150家行业协会日前联合致信美国贸易代表，呼吁不要对更多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并警告这将严重破坏全球供应链，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这些代表来自美国制造商、农民、零售商、科技企业、天然气和石油公司、进口商、出口商等各种供应链利益攸关方。

联名信指出，全球供应链非常复杂，美国企业常常需要耗费多年才能找到满足生产标准、规模和成本要求的合作伙伴，美国政府“高估”了美国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美国农民和渔民寻找到替代中国出口市场的能力。

记者从上海美国商会获得的一份7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仍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81%的受访企业表示并未将去年的原计划在华投资转移到其它国家，只有少数企业表示，东南亚、美国和印度次大陆是其转移投资的首选地。虽然在华运营的人工成本逐渐攀升，但面对多项不确定性，比如美国反倾销税的目标对象变更，以及美国可能对其它地区加征关税，企业对大规模产能跨界转移仍然保持谨慎态度。

“转移生产能力的实质是通过改变原材料的来源以改变原产地，通常是中长期的行为。它会受制于原材料质量、供应链安排的灵活性、关联交易定价、功能及风险调整、国际税务等等多种税务及非税因素影响。” 周重山表示。

在日前的年度媒体会上，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既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宏观来看目前对中国GDP影响不大，无需过于悲观；但要注意时间维度的问题，从生产角度看，若关税持续时间较长，企业可能会考虑重塑供应链，甚至将工厂搬往别国，美国进口商也有较高积极性去别国寻找替代品，此外持续时间长会影响企业新增投资信心，造成的影响会比数据显示的更为深远。正如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提醒的，从经济规模来看，关税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对市场信心可能带来冲击。在关于贸易摩擦的各种纷扰声中，当务之急，是稳住企业信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也表示，要使所有的出口企业稳定，不要让企业恐慌、关闭、裁员，要把对企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心理影响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