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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事里的浙商身影

最近关于俄乌冲突的新闻报道里，出现了一些浙商的身影。

据棱镜关于乌克兰当地华人的报道，在乌克兰有6000中国人，其中浙江人就有1000个，很多都是在此经商，1000人之中，温州商人又占了一半，有相当一部分聚集在一个名为「七公里」的批发市场。

2月底，浙江省侨联方面发布的信息印证了上述说法：目前在乌克兰的浙江籍侨胞约1000人，其中以丽水、温州籍居多，大多从事服装、鞋包、日用品等贸易工作。

在棱镜的报道里，不少受访浙商表示会先让家人撤离，自己大概率会留乌观察，处理后续生意事宜。

除了被困的大量浙商，提供救援的浙商组织也不在少数。例如乌克兰邻国罗马尼亚的各种浙籍团体都出动了：xx同乡会、xx华侨华人联合会、xx商会、xx华商联合总会、xx华人商贸总会……

遍布世界各地的商会，不是以浙江省为单位，而是以更基层的市乃至县为单位，一来说明浙商在海外人数之众，二来印证了浙商的同乡文化之浓厚。

不只乌克兰，在俄罗斯的浙商同样不少。俄罗斯是资源型国家，石油、天然气丰富，军工、重工业也很发达，但小商品多依靠进口。这让以小商品制造为优势的浙江人看到了商机。2016年，俄罗斯的浙商数量有3万，这是浙江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虞安林给出的数据。

上世纪90年代，浙江产的皮夹克是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商品之一。俄罗斯的货源主要有二：一来自北京的「浙江村」，这里是10万多温州商人在北京的聚集地，他们主要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90年代，大量来自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国际倒爷」来「浙江村」批发皮夹克。有温州商贩请来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俄文写下：「本柜台大量批发各种尺寸皮夹克」，效果不错。还有一些「浙江村人」干脆借此机会「走了出去」。

此外，90年代位于莫斯科的「海宁楼」红极一时，是浙江海宁人在俄罗斯经营皮草生意的根据地。前几年，位于俄罗斯的海宁皮革城落成，算是对这一段历史的延续。

虞安林上世纪90年代起就进入俄罗斯经商，现在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商人转身成为当地浙商中的权威人物。他被大家称为「舅舅」，「有困难找舅舅」是在俄华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海外的浙商领袖，几乎都是经由生意上的功成名就，从而获得社区内部的影响力和声望，成为类似于「族长」的角色，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与生活上的话语权交叠。在他们的名片上，肩负的社会职务——例如xx会长——总是出现在公司职务之前。这类社会职务，对内调解纠纷、整合资源，对外促进交流，与国内保持沟通。

「族长」之下，又以「人带人」和「抱团取暖」为特色。一人找到致富路径，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将其他人像链条一样串起来，编织成紧密的商业网络和社区网络，共同抵御外部世界的风波。

「人带人」和「抱团取暖」的传统跟浙江特色的「块状经济」又相辅相成。「块状经济」即区域特色经济。据浙江官方数据，浙江是全中国专业市场最多的省份，浙江本土经济总量有60%以上是块状经济，例如绍兴化纤面料、义乌小商品、宁波服装、海宁皮革、温州皮鞋、萧山羽绒服、永康五金等，所以某个细分品类常常诞生「xx大王」。这是浙江制造产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外的浙商生意往往也表现出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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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

海外到底有多少浙商？2019年浙江省官方给出的数据是，目前有800多万浙商在省外，其中600多万在中国其他省区，200多万浙商在境外多个国家。

而在海外的200万浙商中，又以温州最为突出。来自温州市侨联的数据（2020年）显示：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现有68.8万人在海外创业发展，建立了350个温籍侨团。

2012年热播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讲的就是一个温州人在意大利普拉托创业的故事。当地温州人的老乡会自称 「三刀会」——剪刀、厨刀、皮刀——指代温州人在意大利的三门看家本领：服装、餐馆和皮具。普拉托是欧洲著名的纺织品集散地，主角周阿雨决定做成衣销售生意，与当地本土企业展开竞争。

电视剧里有个片段，意大利商会痛恨当地温州人，因为他们太过勤劳，每周996，每天晚上本地商贩都已经大门紧锁，温州人的店依然灯火通明地营业。

浙江人的经商之道被外界总结为「四千万」：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吃苦耐劳是刻在骨子里的。

排在第一位的「走遍千山万水」，就是说浙商总是处于流动之中，逐利而居，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的身影。也正因为浙商遍布海外，他们总是成为不少国际事件的亲历者，也就不足为奇。

更早之前的2006年，以色列与黎巴嫩冲突时，浙商群体也曾出现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同样被塑造成「富贵险中求」的形象。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以《在以色列顶着炮火从商，浙商资本国际化取经犹太》为题，报道了战火边缘的浙商：就在以色列军队炸毁黎巴嫩机场的当天，一群浙江商人刚刚离开特拉维夫。这支队伍由浙江商会牵头，在以色列进行商务考察，好在最后逃过一劫。

动荡的局势让外商们对这个国家望而却步，但2006年时已经有20多个浙商在此从事贸易，其中就有温州人在特拉维夫相当于北京王府井的位置盘下了整座百货大楼，做「二道」包租公。

2006年的浙商考察团里，有浙江均瑶集团的一个副总，他对以色列航空公司兴趣浓厚。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三兄弟也是温州人，王均瑶当年被称为「民间包机第一人」，苦于长年背着一袋袋现金挤火车、挤大巴，与温州刚建好的机场处磨了一年多，开通从长沙到温州的包机航线，在此之前国内尚无先例。2005年，均瑶集团组建吉祥航空，真正圆了航天梦。

十年之后，以色列与浙江开展了更加紧密的合作。

2010年，《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在中国出版，以色列作为新崛起的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引发世界关注，在贫瘠土地上结出「创新果实」的以色列被宣传成为「企业家必去之地」。

嗅觉敏锐且处于产业转型中的浙商闻风而动。前几年，作为浙商代表的宗庆后、马云都先后带队到以色列考察过项目和技术引进。后来有个说法，「特拉维夫的项目都被浙江人淘遍了。」

另一方面，与浙江小商品一起走向世界的，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温州炒房团」。2001年，「温州炒房团」以上海为起点，迈向全国，接着冲向世界。

2009年，温州炒房团曾折戟迪拜。作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允许外国人购置房产的地区，迪拜的楼市跟中国几乎同时起步，最终涨到两三万就崩盘。五千多在此经商的温州人与中国各路民间资本、全世界的热钱一起梦碎。

如今，迪拜的义乌小商品城即将投入运营，作为「义乌制造」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不知是否会引发炒房团的新一轮攻势。

温州商人王伟胜此前买下了总部位于迪拜的亚洲商务电视台，他总结温州人买房的特点：「一起吃饭的时候，谈到什么项目好，大家都出股份，按投资额多少分摊，一顿饭吃下来，当地的一幢楼可能就被温州人买下了。」　

做生意要「抱团」，炒房也要「抱团」，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就是浙商的特点。　

除了以炒房为目的，买房置业是浙商们的常规操作，做房地产生意的也不在少数。

例如在乌克兰，据棱镜报道，西部城市利沃夫内起码有三个以上新楼盘是温州人开发的，还有一个温州商人在西部买下一座岛，岛上有大片原始森林。当地华人青睐的房产类型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式」：因为乌克兰西部是工业与文化教育中心，建有乌克兰最古老的利沃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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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到全球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代表性的「走出去」事件中，都能看到浙商的身影。

80年代，国内「第一个把产品卖给美国人」的企业家鲁冠球是浙江人，以创办农机修配厂起家。至今为止，万向集团在美国投资并购了多家公司。

新世纪，轰动一时的 「蛇吞象」海外收购事件中，收购了沃尔沃的吉利汽车创始人李书福也是浙江人，生产电冰箱零件起步。前几年，吉利还一度位居乌克兰汽车销售榜首。

这应该不是巧合。

研究表明，浙商的跨国经营始于上世纪初温州和青田等地农民渡海到欧洲谋生，至今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小商贩远赴异国谋生。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应该可以算第三次。

浙商有「抱团」文化，但抱团不是久居不变、铁板一块，而是随时具备与他人抱团的条件，这是浙商在全球流动的基础。

社会学家项飙在《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里提出了一个词：运道。这本书描写了90年代北京「浙江村」人民生活状态和经商之道。温州人从浙江远赴北京、又从北京「浙江村」扩散至全国，不停迁移，如今浙商从国内走向世界，依循的也是相似的底层逻辑。

当年浙江村商人对运道的解释为：运道运道，运动起来，才有这个道。这种流动往往出于两种考虑：第一，当浙商在某地聚居到一定程度，由于他们从事的产业雷同，竞争势必加剧，为降低竞争、保证利润，就要开辟新的领地——这也是抱团的B面；第二，人与人合作不能太久，长了就容易产生矛盾，浙江人基于长久的营商经验体悟出了这一古老智慧。

当然，这类流动的前提之一，每个人都处于多个「圈子」之中——血缘、亲缘、地缘，从这个圈子跨越到另一个圈子非常轻松。商业机会的信息在圈子里流通，一个人常常是由另一个人带领，来到异国他乡，在新圈子的支持下可以立刻获得资源、投入新的生意。

第二个前提是，平常心。不成功，就继续流动，等待下一个机会出现。浙江人对于成功十分渴望，对于「暂时的失败」也极其坦然。有研究者曾指出浙商的一种特殊禀赋：高风险偏好以及对不确定性强大的承受能力。

当然，除了那些不变的老理，新时期浙商们的全球流动也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比如亟待升级的传统制造业，比如以杭州为核心的新兴产业的崛起——例如电商，比如投资规模更大、金额更高的产业整合，比如自发的民间流动之外、以政府力量推动的全球18个「浙江省境外经贸合作区」。

在「大时代」中将流向何处、填补怎样的空白，将成为全球浙商以及新生的「浙二代」们新的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