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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奢华的酒店，不出意外坐落在中东。
阿布扎比皇宫酒店外景
蓝色区域为南安，区位条件好
前身为“闽南建材第一市场”的水头镇中国石材城
2000-2010s，养肥了中东土豪的国际油价
南安地处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海外做生意已有百余年历史，出海一直是当地的常规操作。正因如此，南安拥有一个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具备的特殊群体——华侨。
作为福建最大的侨乡之一，南安走出去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仅中国港台就有 170 多万人，欧美日等另有 150 万。厦大创办人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菲律宾长大的解放军名将叶飞，祖籍都是南安，海外华侨对南安的捐资也是连续十几年都位列福建各地之首。
这为数众多且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华侨群体，在南安石材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 年老人在海边画圈后，一方面是需求增加拉动石材利润率上升，但更重要的是，大量外资侨企带着资本和技术进入南安。
以老牌侨企港龙石材为例，他们在中国香港获取海外订单的同时，也在往南安水头生产基地成套地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意大利生产加工设备，包括拉锯、圆盘锯、自动磨机等等。
这些新技术迅速引发很多本土企业的跟进，一举将水头石材从手工时代带入机械时代，大大提高了石材成品的品质和档次。
随后，一批诸如东升、东星、溪石这样的内资龙头也通过模仿侨企的工艺和商业模式，跟着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这种在资本极度缺乏、市场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里，由侨资企业播下种子投资，带动本地产业发展的案例，是缺乏国有资产但拥有丰富华侨资源的闽粤两地，在产业发展初期的普遍规律。
而侨企除了带来资金与技术外，更深远的意义，是成为了对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桥梁。
经过海外市场历练的侨企，不仅了解海外需求，也对国际贸易规则非常熟悉。他们的经验与视野对于南安石材业的出口导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早期，他们通过全球选矿向本地企业示范了“供给需求两头在外”模式的可行性，后来又通过在海外开展销会、设展销中心等形式让更多海外客商了解到了南安石材。
另一方面，对于家乡的熟悉，使得侨企有别于一般的外企，可以更快识别出当地潜在的商业机会，对接国际市场的需求，并利用其与家乡的熟络克服很多交易上的摩擦。这种地域亲缘性赋予了侨企在信息获取、管理、招工、联系本地供应商等等方面的优势，反过来增强了他们的投资意愿。
正是由于侨企发挥的海内外市场润滑剂作用，解决了石材行业里最大的难题——运输。
对于体积巨大而且沉重的原材料荒石而言，从土耳其走海运运过来，运费甚至比从湖南运过来还便宜。因为从湖南过来走的是公路或者铁路，运费贵，每立方米石料最低也要 1000 元；而从土耳其运过来，成本最贵不超过 500 元。此外由于石材制成品大都销往海外，临海又省了笔将制成品运到海港的费用。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材企业高时石材，就通过将南安纳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内，为当地石材产业发展持续输入外部能量，玩出了这样一套”内外兼修“的打法。
它首先借助遍及全球的良好口碑和销售网络源源不断地获取订单，再从全球超过 50 座的储备矿山购入优质石料，海运至其在南安的生产基地进行加工，最后再将成品发往下游的客户，用高品质再度强化自身品牌形象，实现自身商业模式上的一次“双循环”。
概言之，侨企充当了连接海内外两个市场的润滑器角色，这让南安石材产业更容易参与国际贸易，也就更多地靠海运完成运输，反过来就解决了石材行业里的运输成本难题，因此获得了其他地区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回顾水头石材业的发展史，海外华侨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类似的故事在沿海地区的很多行业都有上演。
在国内产业发展的萌芽期，海外华侨往往扮演了天使投资人，提供了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将国际市场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带回家乡；在产业逐渐成熟之后，他们又为内资企业向海外扩张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嫁接起出海的桥梁。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有超过 60% 的外资企业是由华人控制的侨资企业，这一数字在 1992 年之前还要更高，达到 90% 以上。
很多海外华侨确实通过投资大陆成功分享到了祖国成长的红利，但是事前来看他们的投资行为在商业意义上并不一定明智，很多的举措其实并不能完全由经济动机所解释，或多或少带有提携乡亲、造福桑梓的美好意愿。
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曾指出，在中文中，无论在严格的词汇意义上，或是从百姓的日常口语中，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与英文 emigrant 完全准确对应的词语。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连并存，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
侨者，桥也。海外华侨作为一种跨圈层的存在，通过与其家乡宗族与感情上的连接，扮演了中国大陆与世界的桥梁，贯通了海内外的资金流、贸易流、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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