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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陈添先生的人。陈先生在德里的影响力，尤其是对天主教机构、学校和教堂的影响，可能是印度华人此后无人企及的。陈添先生是一个木匠，受教育不多，英语也只能蹦单词，但是，他很重视模仿英国绅士礼仪，生意也做得很大，在新德里的建设中，很多木工工程都是由其承接的。他承接了当时的总督府，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总统府建设中的很多木工活儿，如窗帘悬挂部分。他的代表性杰作是对德里Minto Bridge（连接康诺特广场到火车站）和Hardinge Bridge（另一座相似的桥，后被改造，也被改名为Tilak Bridge）建造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的木工设计作为整座桥拱形施工的模型，当时很了不起。陈先生还是一个慈善家，德里知名的圣心大教堂(Sacred Heart Cathedral)部分的椅凳是他捐赠的，至今还在使用。

     正因为陈先生的影响力和乐善好施，他对新德里天主教的学校、教堂和机构有很大影响力，在德里华人社区的口碑也特别好。丘先生到了七岁，该上学时，陈先生便通过自己的影响让他进入到了创设于1941年的印度知名学校圣哥伦布学校(St. Columba's) ，并亲自带他去入学。这所学校至今在印度很有影响力，像刚刚辞去国大党主席的印度前总理英地拉·甘地的大孙子拉胡尔·甘地，印度知名影星、导演Shahrukh Khan，连任两届的前哈佛商学院院长、美籍印度裔学者Nitin Nohria等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在丘先生入学几个月后，陈先生去世了。当时，德里所有的华人居民都去送别，当时德里仅有的30来辆出租车几乎全部被包下来，华人们一起送他去墓地，场面非常壮观。

     在德里，还有一家华人企业也做得很大。这家企业是由叫陈敬淡和王中才两个人合伙设立的。这两人受教育也很少，他们主要是通过香港的中介公司从福建进口陶瓷和古玩，并在康诺特广场的店里摆着各种引人注目的艺术品。不过他们最赚钱的部分是做国际搬家物流服务，主要是帮助外交官和公司执行总裁等进行跨国搬迁。他们从进口陶瓷和古玩中总结了丰富的精致器物的包装运输经验，在国际搬家物流服务中口碑很好，尤其在易碎品的包装和运输方面，几乎没有过破碎的事件发生。

     上面两家是非常成功的，其他剩下的，大多都在温饱线上挣扎，不过他们大都过得很快乐。

     从广东来的，大都以制鞋为主。因为文化和种姓的原因，印度人大多不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英国人把这个行业带到了印度，很多华人也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做鞋的手艺。有个叫钟森元先生，很有手艺，他手工做的鞋子非常漂亮，曾被邀请给全部连任总督做鞋，还领取了总督亲手签名的证书。又被邀请给全部连任总督的军事副官们做军事礼仪时穿的特种靴子，后来给总统的军事副官们做靴子。他1928年开始创业时，当时康诺特广场的环形结构还没建成，当时只建好五家商店，他就租了一间。但是，他依然很穷，艰难养活他的两个妻子和十个孩子。他们虽然穷，但很快乐，他有个儿子还得了旱冰的冠军。

     还有个叫叶淦秀的，他文化不高，也是做鞋子的，被德里华人社区称为世界上最吝啬的人，实际上也是因为贫困所致。他的长子在1963年考入了印度理工（坎普尔），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梁宾长是另一家制鞋的，他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制鞋者，也在康诺特广场开了一家鞋店，他和妻子都手工做鞋，也就勉强能养活六个儿子。他们甚至没有一个饭桌，但是，他们的食物简单而可口，一家人过得很开心，丘先生很爱吃他们家的饭。

      高文兰一家是从山东来的，他们最初是将从山东背来的丝，挨家挨户卖，但并不成功。他们生活的极端贫困，每天吃的是饼加生洋葱，但是，简单的食物依然不能影响他们家四个男孩的帅气。丘先生说，他们比现在最帅的宝莱坞明星都帅很多。

     使全会一家也从山东来，他学会了一点英语和英国人礼仪，从而得以在高档饭店工作，每天穿得很体面，其主要工作是向客户介绍中国食物。另一个叫王禄昌的，刚开始也是像高文兰家那样挨家挨户买丝，但是，这样的买卖吃苦受累，利润低。后来他也学使先生，学了点英语后到高档饭店工作，介绍中国食物。

     从湖北来的几家，如熊东海、陈本禄、陈友生等，这些家庭主要全年折叠纸花，然后在排灯节前后出售这些纸花以谋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熊东海，陈本禄开的牙医诊所。陈本禄的印地语说得很好，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但他父亲的印地语不怎么好，所以，丘先生推测陈本禄是第二代移民。

     并不是华人都只做苦力活儿，那时也有部分华人如张师傅和红英，是自由职业者，以专业拍照为生，开了自己的照相馆。

     当时的全印广播电台(All India Radio)有中文时段，赵国先生是全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的负责人，梁树宏、王锦成和李文则是各时段的主持人。梁树宏主要负责播放中文歌曲；王锦成先生则负责粤语时段的新闻播报；而李文先生则负责普通话时段的中文播报。他们播音工作室就离康诺特广场不远，儿时的丘先生好多次去电台拜访与观察他们，他说负责粤语播报的王锦成先生的嗓音太好听了。

     德里华人社区还在上世纪40年代成立了华联会馆(Chinese Club)，会馆在康诺特广场租了两间房，作为活动场地，有个叫李解华的人作为志愿者来照顾这个俱乐部，他不拿工资，但可以免费在俱乐部里住。其他有华人来访时，也可以在俱乐部免费住。俱乐部每周日会开放，大家喝茶、聊天或打麻将。维持俱乐部的费用，包括房租、水电等，是靠会员的会费和周末有些收费活动的费用来维持。俱乐部大约有40名常驻会员，其他人不那么常来。按规定，每位会员每年交两卢比，还有收入好点的就会慷慨点，如交10卢比或50卢比，那时卢比很值钱，1美元大约等于4.76卢比，以维持俱乐部的运转。

     当时，新德里华人社区还开设了一所中文学校，丘先生在那儿学了四年中文，他的中文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因为众所周知的中印冲突，1961年中期，新德里华人社区每周都传出哪家又收到印度政府的紧急遣返通知，这对德里华人社区简直是晴天霹雳。这些家庭都是在1900年后1950年前陆续来到印度，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经历激烈的政治动荡，遭受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内战等，很多家庭活不下去，才努力跳上一条船，虽然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也感觉是活下去的希望。这批来印度的就是当时侥幸跳上了一条船，并侥幸活着到了加尔各答。那时，护照是不需要的，在1954年之前，印度也没有任何有关身份取得的法律，并且大多数在1955年根据通知领取了印度的居住证。这些人到印度，有的已经到了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虽然是华人的面孔，但是，他们已把印度当作自己落地生根的土地。紧急遣返通知让他们无所适从。

     接到紧急遣返通知后，有点钱的，就买机票或船票，跑到香港，再从香港辗转到其他地方。没有钱的，就被带到边境的某个地方，被遣返回中国，而那时的中国正经历自然灾害和闹饥荒。

     到1962年11月，事情变得更糟。政府不再发放紧急遣返通知，而是直接逮捕华裔。据丘先生回忆，在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间，新德里就有27名华裔被逮捕。这些人先是在德里被羁押一段时间，然后就被送到位于拉吉斯坦邦的Deoli集中营。

     更让人不安的是，印度政府在选择谁应该被遣返或逮捕时，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完全是随意的，像是通过抓阄来选择的，因此每个华人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中签，包括那些已经在印度大学获得重要教职的学者。像知名学者谭中先生，当时他失去了在印度国防研究院(National Defence Academy)的教职，每天也在担心收到紧急遣返通知或者警察的逮捕令。丘先生说，事情过去很多年后，每次谭中先生见到他，还会提这段滑稽的历史和自己当年的提心吊胆。

     被问及中印冲突后，华人在印度处境是否变差了，丘先生认为，中印冲突对华人的政策影响只在冲突前后那段时间。此后，华人的生活没有改变。

     但经过那段岁月后，德里华人骤减，也是事实。后来再加上全球化和印度的往外移民热，德里的华人就更少了。华联会馆在1962年后再没开过，学校也因没有足够生源迅速关了，从此再无招生。当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华裔的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六代还能说中文时，在德里老一代华人那里，能说中文的，也主要限于丘先生这一代70多岁的人了。     

    1962年左右，在印度国家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ce College)教书的有一个杨教授，他的儿子就是现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教书的Anand Yang教授。当时，丘先生还经常去他家让老的杨教授帮助写英文信。他总是很耐心，可见那时的华人社区特别亲密。现在老杨教授的儿子Anand Yang教授，也已是75岁的老人了，曾在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从事南亚研究，也关注东亚和中国的研究。

     还有上面提到的谭中先生，是被称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先生的长子，丘先生记得他从印度国防研究所被解职。从百度百科信息看，谭中先生曾经在印度国防研究所中文，后到国防研究所外国语学校任中文讲师，后被解职。还好，他没有被遣返，也没有被逮捕，而是在1964年被德里大学聘为从事中国研究的教职，对印度及世界的中国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很少有人知道查良钊也在印度任过教。查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是著名小说家金庸的堂兄，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西南联大教授等。很少有人知道，1950年，他曾经应邀在德里大学中央教育研究院任客座教授（后于1954年赴台）。他在德大时，丘先生还刚会走路。查先生还跟丘先生的爸爸开玩笑说，等丘先生长大后，他要让丘先生上德里大学。丘先生后来的确上了德里大学，不过，那时查先生早已经离开。他们在很多年后查先生率团访问德里时才相见，丘先生才知道查先生当年在德里大学中央教育学院任过教。

     居住在德里的老一代华人可能越变越少，尤其是全球化后，很多也移居海外，但是，中印的经贸交流的加深，跨国公司、跨国婚姻、国际求学等正在把更多新侨带入德里和印度的其他城市。丘先生在参加德里华人华侨活动时，经常被问及被哪个跨国公司派过来的。他总是苦涩一笑，心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哪有VIVO、OPPO、上海电气或中国工商银行？那时成千上万的遭受战乱和饥饿的中国人，之所以出走海外，不过是为了能够寻求生的希望。至于到印度的理由，老一代华人跟今天的新侨，已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随着新侨的加入，德里的华人社区又活跃了起来。华人的互助性组织，如中国商会、中国旅印妇女联合会、全印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全印华人华侨协会等陆续组建和成立。中国商会以企业界新侨为主，中国旅印妇女联合会则以嫁入印度的中国女性为主，全印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则以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为主，而德里华侨华人协会和全印华侨华人协会则以老一代华人为主，也有部分新侨的加入。

     德里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中国城的首都，但是很多新侨已经开设了不少正宗的中国餐馆或商业会馆，这些都成为新侨聚集的场所。老一代华人虽然没有自己的餐馆，但很多还传承着自己家乡的美食手艺。丘先生做的月饼，广式荷叶鸡等，是那么正宗，第一次吃到他和他夫人做的这些美食时，眼泪都快喷出来了。德里没有华人的报纸或电台，但在自媒体时代，这些可能对信息交流已不再那么重要，微信或WHATSAPP 已经把大家联系在一起。

     在社区建设上，以前，新侨和老一代华人之间的交流不是很多，大家只在参加某些活动时有匆匆交集。随着各种互助性组织的建立，大家的交流正通过互助性组织的交叉，而有所增加。

     老一代华人身上，有很多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待人真诚朴素，比较团结，能吃苦，不抱怨。我还清晰记得2017年协助丘先生组织全印华侨华人协会的第一次重大活动——中秋庆祝活动的情景。因为协会没有注册，不能接受捐赠，丘老就动员德里的老一代华人贡献不同资源，近七十岁高龄的他带着夫人给大家提前做好月饼，并现场做饭菜，那一幕至今难忘，让人感动。

     老一代德里华人有很多经历和故事，他们当年落地印度的经验智慧是一座宝藏，等待我们去开启，会对今天新侨的贸易投资有直接借鉴作用。他们对中印关系的发展有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洞察力，这些也应该被聆听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