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隔离一周的时候,是最抓心挠肝的。做了一个清单,把疫情解除后,一周七天要喝啥和吃啥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后来知道这种心理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报复性消费”。翻了翻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没有找到这个名词,查了查百度,原来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非典”的时候。2003年6月初,非典结束后,大家被积压了很久的购物欲望迅速释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迅速反弹回了9.8%。这一现象的原因被归纳为“报复性消费”。如果我给报复性消费下一个定义的话:人们的需求经过一段时间的压抑后,为弥补被抑制的消费行为而进行的不考虑后果的消费。消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刚需性消费、补偿性消费及未雨绸缪性消费。报复性消费可以划分到补偿性消费中。我们一直误解了“报复性消费”这个词的带来的结果,消费预期的压抑被释放后并不会带来更高速的增长,只是快速反弹到正常的增速而已。“报复性消费”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是“报复性”的心理,其次是消费的能力。2003年互联网购物刚刚起步,基本上没有线上消费的场景,一旦被隔离那真的就是被限制了消费行为。所以有了非典结束后通过报复消费来宣泄情绪的行为。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不仅现在手中有流动资金支撑消费,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一年的收入预期。对个人来说,如果预期未来收入乐观,就会更愿意为现在的消费欲望买单,如果对未来预期比较悲观,会克制消费的冲动。从生活必需品上来看,在疫情期间,食品日用品的供应并未中断,加上配送业的发达,大家并没有压抑自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需求。另一个方面呢,经过一两个月的习惯,大部分人养成了低欲望的消费观,我们终于明白,原来我们不需要这么多身外之物。有些东西,压抑久了会爆发,但是有些东西,压抑之后,可能就没有了。比如说,如果你非常想要一种东西,先不着急买,放在购物车里等一段时间,看看你是否还有那么强烈的购买欲望,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放弃购买。在这次疫情期间,我发现很多东西我并不是每天必须的,比如说,早餐不喝燕麦也没什么关系,困了想提神也并非星巴克不可,普通的速溶咖啡也能达到期望的效果。
都说21天养成一个习惯,更别提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很多人,包括我,都快养成低欲望的消费习惯了。还有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因为疫情降薪、裁员甚至是破产,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了存钱的重要性。在市场这么动荡的情况下,什么股票,什么基金,都不是最稳的,拿在手的钱才是最稳的,才是最有底气的。既然分析了一波不会出现报复性消费的原因,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观点指出疫情过后会出现报复性消费呢?
我们必然要从心理上来分析一波,比如一个人突然变得很有钱,就像你突然中了五百万的彩票,你还会每天吃馒头和咸菜吗?肯定不会吧?至少得来顿小烧烤吧?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以及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人们心底被压抑良久的消费欲望也逐渐被点燃。除了自身的消费欲望,还有就是商家的大肆宣传和打断腿的折扣,为了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商家会通过一系列的营销活动和促销手段,诱导消费,回笼资金。可以想象,届时贺岁档电影会择时上映,然后就会有一大波电影会上映。商家的优惠券,打折力度也会前所未有,保证让你疯狂剁手。所以,总的来说,在疫情过后,金额小的消费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比如奶茶、小吃之类的——尽管我们有灵活的调控机制、资源调动能力和确定的新兴战略产业等诸多工具可用,但不能依赖于对存量资源的消耗上,也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疫情结束后势必出现的报复性消费上涨。报复性消费更多具有统计意义,而难以持久。因此,经济尽快复苏,除了用好存量资源,还需要把目光转向拓展增量资源上。从根本上看,疫情突发增加的是经济运行的周期性风险,仍然属于制约“六稳”的“三期叠加”因素中的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与外部风险挂钩不好控制,但制约“六稳”的内部因素仍然可以致力消减,特别是体制性因素。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问题。去年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企业降低了2.3万亿元的成本。面对疫情给地方财政带来的新压力,中央财政有必要承担更多减税降费成本,尽快推进消费税后移,同时加大央企利润划拨社保的力度,适度减免地方因防治疫情,在实施社保费用缓交、企业租赁场所租金减免、经济活动减少等方面新增的负担。折射到体制性因素上说,就是要持续优化央地财政关系。从微观层面来说,需要进一步激活企业活力。企业是恢复经济的主角,其中民营经济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在用工政策、企业融资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对抑制企业运营成本,减少劳资矛盾,稳定企业员工预期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但相对而言,民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变相裁员直至被迫停工停产基本都是民企。虽然各地政策都规定对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但民企因信用问题在融资方面仍然经常被卡。激发民企活力,需要大力增加专门针对民企的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适当延长民企还款期限,让民企有充分信心应对不确定性。折射到体制性因素上说,就是要提高民企的国民待遇。实际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央地关系、扶持民企等,在疫情发生以前也一直都有部署。这些部署不能因疫情而中断,相反,应当在疫情冲击之下更有定力,步子更大。如此,企业才能保持信心,稳定预期。总之,有了稳预期,才能有“六稳”。而稳预期不仅需要存量资源对冲外部风险,更需要在挖掘内部潜力、消除体制性障碍上尽快展现成果。保持内外兼修,经济运行就可尽早复苏,重归稳定增长的轨道上来。